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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老师很多，但给我印象深的有个性有独特的却不多。要诉诸成文给他写点片言只语的更是凤毛麟角。可张仲篪老师在我的眼里却是个例外。
他是地主家庭的儿子。这在刚解放了中国，就是沉重的十字架。1957年那年，他在四川师范学院刚毕业。本已经考取了北师大的研究生。但上天就是跟他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一场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把他打入人生的低谷。“右派分子”的帽子轻轻松松的落在了他的头上。初中生都摆脱不了这个厄运，何况他还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他被分配到南充市一所高中任教。“右派分子”的帽子如影随形，它是痛苦的紧箍咒，它是思想的铁枷锁，它是不幸的恶疾疮。他幸福的天平从此倾向倒霉的渊薮。他的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岁月，他黯然的离开了南充，失去了工作，与一双幼小的儿女洒泪离别。回到他的原籍——四川偏远穷困的西南边陲——合江县两河乡桥板村。
回到闭塞的穷乡僻壤。每当夜深人静，皓月当空。他在大学，在南充的美好岁月一幕幕涌上心头。常常令他彻夜难眠。他只有用他那美妙多情的诗行来表达他的心迹。“荷花池畔携妻游，碧水涟漪荡小舟。胡蝶双飞花里笑，空留倩影几多愁。”“当年走马赴蓉城，大学攻书师院楼。伴侣歌吟窗月下，喜生儿女放歌喉。”他离开南充的痛楚只有他自己知道。“空怀美梦月儿圆，家破妻离热泪连。”想想四年美好的大学时光。期间还曾到二野军大高级军官学校培训。那时的张老师心想前途一片光明灿烂，如诗如画，飞黄腾达。可是短短几年时间，物是人非，乾坤颠倒。孤苦伶仃的他回到凶险的故土。
一回合江就到农科所报到，集中到笔架山脚下劳动改造。1000多个男男女女“右派分子”全集中在那儿。他们多是些满腹经纶，恃才放旷，傲视睥睨的学人。劳动能改造他们的身，却不能改变他们的心。骨子里的傲骨依旧！拿惯笔杆的手来拿锄头，除了满脸的无奈冤屈，就只有时光来消磨他们的青春和意志。消磨他们的棱角和锋芒。除此而外就是莫名的失落，痛楚，无助和忧伤，或许也有些许麻木。
张老师回到他的故土。与农民一起劳动改造。还要再加上一条，不准乱说乱动。出外还要请示批准。六七十年代的他吃尽了数不胜数的苦头。出工迟到，开会迟到，或者说话漏嘴，还有假如有贫下中农看不顺眼。轻则训斥一顿，大会公开检讨，重则在田边土壁罚跪，一跪就是大半天。农村大小领导的呵斥谩骂，家常便饭；贫下中农的指桑骂槐，不足为奇。就连几岁孩童也不把张老师当人看。开口“打倒右派分子”闭口“打倒右派分子”在以贫穷为光荣以无知为幸福以专横为炫耀的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张老师的厄运可想而知。
有一年到寒冬腊月的二十三了，张老师的生产队就是不分一颗谷子跟他。两千多斤的吊命谷子生产队长竟一斤也不想给。一家五个人的生活在半空中悬着。生产队要张老师把一块四亩多的田犁耙完后才给，张老师无法，只好冒着冰冷刺骨的田水，花了三四天的时间。直到腊月二十八才犁耙完，最后也只得到三十多斤谷子。一家人抱成一团，痛哭了一夜。那一年的除夕，成了他们一家人永远的伤痛。
今年已经八十岁高龄的张老师，谈起“反右”、“四清”、“破四旧，立四新”、“文革十年”无不动容，眼圈早已湿润。我都有点不忍心又把他带入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他说：
“我在那几年遭得惨的很。别的‘右派’一年才被捆打被批斗十几回。我一个月就要遭捆打批斗十几回。有时批斗还要跪在细瓦砾上。”“遭得惨”三个字是张老师跟我说的最多的。他说：
“一次我差点被整死了。我被那时的两河乡专案组成员手脚拿来捆起，嘴巴也被毛巾封住，吊起打了好半天，我都被打麻木了。后被装在一个麻布口袋头，吊在乡食堂内的一根横梁上。幸亏食堂炊事员陈建芳发现。跑去通知当时在两河乡任职的郑书记。他们才把我从横梁上解救下来，那时的我也奄奄一息，不醒人事。好一半天才苏醒过来。”他说：
“我比其他‘右派’惨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的婚姻。我现在的妻子，当时比较年轻，虽然结过婚有孩子，但人还不错。她就是要死心塌地的跟着我这个‘右派’。不愿意当时乡上会计的提亲。还有就是我这个人喜欢帮助人。其实我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爱帮助人的个性不改。结果惹火烧身。我是大学生，写点材料不在话下。所以，那时我虽然是‘右派’，但找我写材料伸冤的人却不少。我的材料比乡上的材料写的好得多。再加之我又因为为别人写一个材料向上级反映而撂翻了从县到乡的好几个官员。他们简直更是把我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的耳聋也是那时打聋的。”他说：“郑书记还比较正直，陈建芳有同情心，为我捡回来了一条老命。几十年过去了，我就是现在也心存感激。”
那时，命运的噩兆时常伴随着张老师。一次，张老师的妻子看到别个社员在为集体翻扯红苕藤的时候，就都顺手拔掉红苕藤中多余的叉藤。拔掉后就顺便拿回家喂猪。这时不知哪个跟生产队长说了。也就是张老师的妹弟的哥哥。生产队长追到半路上，看到张老师的妻子的背篼头硬是有红苕藤。拿起来一根一根的数，数下来有五十七根。这时队长发话了，对着张老师的妻子吼道：
“王永德，你张仲篪私拿集体财产，这是破坏生产的行为？他不好好改造，还在胡作非为。”张老师的妻子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生产队长顶撞说：
“不关他的事，这是我自个儿做的。个人做事个人担。”张老师的妻子也是读过两年高中的。说话做事还比较把握分寸。当时张老师在家听说后也不知如何是好。他是被专案组的人整怕了吓傻了的人。风声鹤唳，朝不保夕。是的，我想即使多么坚强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百次千次万次的折腾摧残，就是钢筋铁骨，也会变得柔弱不堪。
“吔，王永德，你不要以为你是贫下中农出生，就可以做挡箭牌。破坏生产哪个负得起责任。”最后看到跟张老师栽桩不上，生产队长也只好不了了之。
更令张老师一家难忘的是1969年冬末的一天，张老师的妹夫家母猪生产，因为当时没有人在现场，结果小猪全部冻死完了。这时张老师的妹夫大为不满，责怪张老师的母亲没有跟他们说，谩骂他岳母没有早点跟他提醒。张老师的妹夫的哥哥是生产队长，这时他跳出来恐吓威胁道：“你们家住庙子都没得资格得！跟我搬到猪场去住。”队长说的就是圣旨，果不其然，第二天他们一家就被强迫从三间瓦房的庙子里搬出来到猪场里去住。可怜张老师的妻子临产刚刚三天。猪场是茅草房，高粱秆夹四壁，四面通风。呼呼的风声夹杂张老师一家人的唉声叹气和呜呜的啜泣。高粱秆上沙沙作响的枯叶似乎也在为他们一家的不幸鸣冤呜咽。那凄凉惨景令张老师夫妇永生难忘！
“十一三中全会好，万千‘右派’乐逍遥。”“日夜床头甜蜜梦，常呼万岁小平公。”久违的春风吹拂着张老师的心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平反昭雪，安排在一所县属中学任教。二十多年的炼狱般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把他当年的壮志豪情和聪明敏锐也剥蚀得所剩无多。教学技巧和教育智慧也大打折扣，他的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年岁也大，听力也被损坏，张老师的教学不大受学生的欢迎。但他的古诗词和对联的创作却大放异彩。“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二十多年生活的文学的积淀，他的文学创作的激情像火山一样的喷发。他平反昭雪以来，写了三千余首古诗词。出版发表获奖的也很不少。“大女成才逐逝波，金冠赢得笑心窝。扬帆万里留居美，望断云山热泪多。”这是张老师给她远在美国定居的大女儿的诗。他写的古诗词题材和体裁都相当广泛。且很有真情实感。“喜同老伴乐花丛，面对春风笑语中。苦难交加半世纪，相依为命夕阳红。”这是他用诗来表现他退休后的老年生活。他的诗丰富多彩，很有韵律美和意境美。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积极，健康，向上。现在还能将古体诗写到如此境地，实属难能可贵。
张老师似乎早已把他从前的苦难，屈辱，不幸，泪水，化作一句句美丽绚烂的诗行。生活着工作着是美丽的，健康着未来着是美丽的，他已经凤凰涅磐。